文／王昀燕　圖／ifilm 傳影互動股份有限公司　提供

還記得2008年夏天看《九降風》的悸動。導演林書宇打造了一個栩栩如真的時空，將我們集體遣送回九Ｏ年代。影片非常巧妙地勾織數名高中男孩女孩之間的關係，在同一課室裡修習課業與人生的他們，如此息息相關、緊密共存，卻又暗湧著難以言說的扞格。影片在竹東高中畢業歌〈藍色蝴蝶〉響起之際邁入尾聲，那時甫從研究所畢業的我淚眼撲朔，在戲院裏，才真正意識到自己已經畢業這件事。

1976年出生的林書宇，藉著《九降風》這部自傳性質強烈的影片，緬懷其成長紀事，同時象徵著對青春歲月的告別。自小擺盪在台灣和美國兩地教育環境的林書宇，雖造就了邏輯思考能力與主動積極的個性，卻也使得他成為一個始終擺盪在不同群體間、敏感摸索著認同感的局外人。

也是因為《九降風》，讓喜歡電影的幾米主動聯繫林書宇，爭取將繪本《星空》改拍成電影。「在我覺得人生無處可去的時候，給我短暫的躲藏和無盡的力量。」對幾米來說，電影擁有如此魔力。而幾米的繪本對於許多人而言，同樣是一種美好的慰藉。他筆下的角色，多半孤寂，擁有易感的心靈，在失落中不斷找尋，就像電影《星空》裡的小美始終渴望尋回那一片遺落的拼圖。

對於林書宇來說，拍攝《星空》無疑是一大挑戰。自2010年2月開始，從寫劇本、前製、拍攝、後製、宣傳，乃至2011年11月正式上映，足足耗了近兩年的時光。其中，著手改編劇本是相當關鍵性的一環。林書宇花了一整個月的時間將幾米所有的繪本看過一遍，嘗試進入他的世界，理解其中的感受與律則，如此才有辦法評斷，安插入哪些戲劇情節才不致違背幾米的精神。「我要如何丟掉幾米，逃出他巨大的陰影下？還是，根本沒有必要？」在改編的過程中，林書宇反覆自問，究竟是要忠於繪本風格，抑或大膽跳脫，尋找自己的奇幻風格？有沒有一種改編方式，可以兩造兼顧，讓《星空》既保有幾米的作者印記，同時散發導演個人的影像魅力？

幾經思量，林書宇將《星空》的敘事主軸定調為：「當一個用幻想逃離現實的少女，遇見一個因現實的殘酷而忘記如何幻想的少年。」有別於前作《海巡尖兵》和《九降風》的男性觀點，《星空》嘗試從少女的角度出發，一探其中廣闊而深邃的情思。故事在幻想和現實的邊界滑行，小美和小傑透過一趟毅然決然的出走，在旅途中找到成長的勇氣。

曾在中學時期進戲院看了楊德昌《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》，深深墜入其中，受到強烈蠱惑，因而興起「我好想要屬於那個世界」之感的林書宇，早已經進入那個世界了。《星空》的高規格創作讓他的夢愈來愈膨脹，也愈來愈清晰。訪談中，林書宇分享了他的成長經歷，以及注入《星空》的嶄新思維。

您在台灣出生，後轉往美國念小學，國高中則回台就讀新竹實驗中學，並進入世新大學廣電系電影組，畢業後服完兵役又赴美深造，這種雙語雙文化的成長經驗，帶給您最大的影響是什麼？

林書宇：西方教育比較希望你自己去思考，自己去尋找答案，我們東方的教育比較是告訴你答案是什麼，你把它背下來，或者說我告訴你公式怎麼算，你把它算出來。我記得剛進小學的時候，第一件教你的事情是如何運用圖書館。在成長的過程當中，這樣的教育會讓我比較主動地去思考一些事情。我自己本身過得還滿矛盾的，因為我是個充滿還滿多疑問的一個人。但是我會不斷地給自己疑問，然後不斷地去尋找答案，這是我自己覺得我可以進步的一個方式。

另外一方面，從小你面對其他人，跟其他人的互動是很頻繁的，對於人跟人之間的互動，變成會比較主動、大方一些，比較不會受東方的「不好意思」、「禮義廉恥」那種東西影響太多。所以像我的這種個性是很容易交朋友的，當我看到我所羨慕的東西，還是所欣賞的人的時候，就會主動去聯絡，然後試著跟這個人成為朋友，希望從他身上得到一些什麼。

無論是您在美國加州藝術學院攻讀電影時的畢業製作《跳傘小孩》，或是後來的《海巡尖兵》、《九降風》、《星空》幾部作品，片中人物皆面臨一共通情境：在進入、適應一個新環境和新群體時，必然遭遇的隔閡、欺侮，乃至尋求同伴進而建立認同的過程。您個人在成長與求學歷程中，是否也有類似的經歷？

林書宇：我的環境讓我一直有點感覺自己是個局外人。小學出國之前在台灣，出國之後我到了那邊其實是跟一大堆外國人在生活，你是個東方人這件事情是藏不住的，不管我的英文講得再好，人家看你，你就是一個華人。所以我在那邊不管個性上面再怎麼開朗、再怎麼去跟別人交朋友，都是一種局外人的感覺。回到台灣之後，跟一般台灣國高中生生活在一起的時候，因為我有口音，那時候口音比現在更嚴重，我在回來之前，在美國都沒有學中文，所以我回來的時候是文盲，我看不懂字、不會寫字，國中一年級的時候我還不會寫ㄅㄆㄇㄈ。所以國高中在那樣一個環境底下，跟雙語部門的同學還好，因為他們都是ABC，但是跟一般普通國高中生在一起生活、相處的時候，我就像是一個局外人一樣。

甚至於包括我在自己的班級上也是，全班就只有我一個人不是ABC，其他人全部都是在美國出生的，所以高三畢業他們沒有一個男生需要當兵，他們是在高三那一年就開始申請美國的大學了，所以我的印象是，高三那一年我跟班上的同學處得不是很好，感覺跟他們就是不一樣。我沒有辦法去申請美國大學是因為我一定要當兵才能再出國，我的中文能力又不夠好到讓我可以直接考大學聯考。在那整個過程當中，不管我到哪裡，我都有一種我跟這些人不太一樣的感覺。甚至於我進了世新的時候還是一樣，他們會覺得說你是不是ABC？你是不是華僑？你是不是什麼？

會拍《跳傘小孩》也是因為我大學畢業當完兵，我以為我回去美國就會適應，因為成長期間都是受西方文化教育長大的，流行文化也是，聽他們的音樂、看他們的電視劇，所以那時候會以為「回美國」就會沒事了，而且甚至於那個時候的概念是「回美國」而不是「去美國」。到那邊之後才發現我沒辦法跟這些人相處，因為我跟他們就是不太一樣，研究所到了美國才覺得，我竟然在那邊跟華人在一起生活的時候還比較自在。為什麼會拍《跳傘小孩》就是因為在這群小朋友身上，我看到我能認同的陰影。在一個狀況底下感覺自己很不適應或格格不入，我是從小到大一直都有的。當然我現在已經三十幾歲了，我已經找到方式去適應這些事情，而不是接受這些事情。

我每一部片處理的議題，處理完了通常就不太去碰它了，所以像身分認同的問題其實我在《跳傘小孩》拍過了，就不再去面對那一塊。